侯为贵与任正非的关系

http://www.economicdaily.com.cn 时间:2015-03-04 10:37 字号:

侯为贵非常中国化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单独看似乎感觉不到,有比较才见光芒。因此,在对侯为贵的基本特点作了初步了解之后,我建议读者和我一起将侯为贵和任正非进行比较。为什么要和任正非进行比较呢?第一,二人气质、性格迥异,对比鲜明,读者可以通过对照来感知侯为贵身上的深刻内涵。第二,中兴与华为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但采取的方法、走过的路径却截然不同。而造成不同的原因,恰恰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来自两位领导者的性格和思想上的区别。

“以和为贵”VS“是非不分”

侯、任二人的出身有较大反差。任正非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当过红卫兵,因父母在“文革”期间的不幸遭遇,个人成长道路上承受了较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一贯追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他毕业于重庆邮电学院,内心深处崇拜技术和技术英雄,毕业后进了企业,却成了非主流,养了几年猪。他当过兵,当过“十二大”代表,军旅生涯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些人因此称他为“一介武夫”。部队转业后南下深圳,曾流落街头,1988年集资创办民营企业华为公司。经历可谓“大起大落”。比起任正非,侯为贵的经历显得很“平坦”:上学时是尖子生,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后来进入691厂,从技术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技术科长,始终是厂里技术水平最高的专家,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他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1985年南下深圳,借款创办国有企业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

侯为贵与任正非的关系

这样的背景使两个人的经营管理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侯为贵稳健,很少有过激行为,可谓又红又专;而任正非则狼性十足,严厉而富有攻击性,在经营上也敢于冒险,不循常规。有人甚至这样形容他们两个人:侯为贵是“以和为贵”,任正非是“是非不分”。据说当年华为与中兴的系列官司爆发后,侯为贵很长时间想不通:华为为什么要起诉中兴呢?也有人称侯为贵是“温和的机会主义者”,称任正非是“偏执狂”。

阳台VS车库

两个人都有远大的抱负。在他们那个年代,一般人在40多岁的年龄就已经开始考虑退休以后的事了,但他们却来到了深圳,开始艰苦的创业之路。

侯为贵来深圳时仍然是以外派的形式,干不好还可以回去,资源方面也有国有企业作为后盾,而任正非到深圳时则是光杆司令一个,如果干得不好吃饭都成问题。两个人都非常重视技术和知识,注重自主研发,都以销售额10%以上的比例投入研发,使自主研发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两家企业中,人才都被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他们都乐意给员工高额回报,中兴和华为的平均工资可能代表了中国企业的最高水平。可能正是源自对知识和技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两人很早便预见到各自的企业和他们自己及他们的员工会很有钱。任正非很早就对员工说,以后盖房子一定要把阳台盖得大一些,以便今后好晒钱。而侯为贵也在1993年左右对他的部下许下诺言,以后中兴要每个人都有房子,房子下面都要有车库。

为什么任正非比侯为贵大方

华为和中兴相似层次的员工相比较,华为员工的工资待遇要高于中兴员工很多,业界笑谈那是任教主要比侯老板要“大方”,那么到底为什么任正非比侯为贵要“大方”呢?

侯为贵与任正非的关系

第一种解释就是业绩有差别,华为更赚钱,所以对员工更大方。但这种解释缺乏因果的逻辑,因为反过来同样可以说,华为对员工更大方,所以员工在效率工资的激励下绩效更好,进而华为更赚钱。更何况20年来,华为也不是总是比中兴更赚钱的,而任正非似乎没有比侯为贵更“小气”过。

第二种解释就是企业家的性格,任正非军人出身,侯为贵国企技术干部出身,从性格的“大方”解释行为的“大方”似乎有一定解释力。但是,一个人是什么性格本来就是要从行为知晓的,说任正非“大方”其实在说任正非体现出来的行为“大方”,所以用性格来解释人的行为等于没有解释。更何况,即使企业家平日的待人风格确有差异,但在做企业时是要受到多方面约束的,当员工都准备投奔更大方的对手了,再小气的企业家也会大方起来的。

事实上,任正非和侯为贵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两人都是理性的人。所谓理性人,就是他们的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约束下最优化的。之所以任正非比侯为贵要“大方”,一定是有不同的约束条件在激励着不同的表现,那么任正非和侯为贵所面对的约束条件有何不同?

一个约束是相同的。任正非和侯为贵都是各自企业的主要所有者,任正非的华为股份是远远多于所谓“1.42%”的,侯为贵对公司的控制力也要远远超过中兴的国有控股股东,任和侯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基本都是一致的。

其余的约束就不同了。企业所有者要决定企业的剩余利益如何在自己、高管团体和员工团体之间分配,分配的权重取决于这三方对企业的价值。虽然华为和中兴的经营都有依靠政府的一面,但程度上大不一样。华为的经营主要得靠自己,华为的预算是硬的,该破产就得破产;中兴的经营更多地需要靠政府,中兴的预算是软的,国有的性质使得中兴始终会得到政府各个层面的帮忙。对任正非,自己的决策、高管的辅助和员工的执行三者合起来就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华为企业运作的高风险使得任正非需要让所有华为人共同承担风险,而唯有给予足够的利益才能让员工承担足够风险。对侯为贵来说,正确理解政府意图、在关键时点上得到政府的帮助是最重要的,企业没有存亡的问题,只有收益的问题,企业前途系于自己和高管,员工层面并不需要承担什么企业风险,所以对员工的利益分配可以保持在较低限度。所以华为的分配需要让全体得益,而中兴的分配只需重点保证最高层面的那些高管,约束的不同使得任和侯在对待员工时都各自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从外看起来,一个“大方”,一个“小气”。

适者提拔,不适者离开,企业家有什么样的作为,就会训练出什么样的员工,员工的差别可视为不同约束的实证。华为体系里鼓励进取者,业绩为纲,结果为重,不择手段,没有这种把风险强行均担的氛围,企业不足以获得安全感,而高的工资可以视为对员工承受的紧张的补贴;而中兴体系里不需要过于进取者,唯上为重,符合规则比业绩重要,业绩是由最高层面的那些高管们保证的,对于员工来说,规则是容易熟悉的,企业内部没有制度性的紧张可以看作对员工的补贴,以拉平货币工资的差距,使得“小气”和 “大方”可以继续竞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