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责任论

http://www.economicdaily.com.cn 时间:2015-02-14 10:37 字号:

摘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缘由。文章认为,与“拟制说”相比,罗森贝克的“不适用规范说”对缘由的解释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实体法作为裁判规范,其适用是与要件事实的可证明性相关联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未必一定需要拟制这一中间环节。因此,“不适用规范说”不失为一种有力的学说,对我国民诉理论与审判实务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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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贝克(Rosenberg)是最负盛名的研究证明责任的学者。早在1900年,他便出版了传世之传《证明责任》论。在该著作中,他将引起实体法效果的法律要件一分为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因该学说逻辑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强,很快在德国战胜其他学说取得通说地位。其影响不久便超出了本国,对日本及我国的台湾、澳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我国对罗森贝克学说的关注集中在他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上,而对罗氏理论中的另一重要内容“不适用规范说”,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近些年来,随着罗森贝克、普维庭(Prutting)这些德国证明责任大家的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随着陈刚教授的博士论文《证明责任法研究》的发表,“不适用规范说”及一些德国学者对该学说的批判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但是,对“不适用规范说”是否真的存在理论上的重大缺陷,是否有必要按照批判者提出的新学说来重新认识和理解证明责任,却缺乏深入的探讨。然而,这一问题并非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中证明责任理论的建构,而且也与我国当前制定民法典过程中如何设置证明责任规范息息相关。本文拟通过两种学说的分析比较,说明“不适用规范说”有其合理性和独特的魅力。并期待以此作为引玉之砖,求教于学界的同仁。

一、罗森贝克的不适用规范说

罗森贝克认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说到底,就是法官在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罗森贝克是这样建构其证明责任理论的。在诉讼中,法官必须依法审判,法官的任务是将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运用民事实体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但是,实体法一般不直接对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而是采用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的方式设定权利义务,即规定当某个或某些要件具备时,便产生一定的实体法后果,如民事权利的产生或民事权利的消灭。这就决定了法官需要用三段论的方法来裁判案件,即以法律为大前提,事实为小前提,然后将具体的事实与抽象的法律规范联系起来,看具体事实符合法律规范中的哪一要件,对权利义务纠纷作出判定。诉讼中与要件相当的具体事实是由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一方主张的事实往往为另一方所否认,因此,为了使适用法律的小前提得以具备,法官首先需要确定有争议的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现代诉讼制度实行证据裁判,法官需要依赖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活动和法庭对证据的调查来确定事实的真伪。

当运用证据和证明来确定有争议的要件事实时,证明责任问题便发生了。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后,对要件事实的证明结果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形:该事实被证明为真或者说法官在内心已形成事实为真的确信,因而法官适用当事人所要求适用的对他有利的实体法规范作出满足其主张的裁判;其二是事实被证明为伪或者说法官形成了事实不真实的确信,法官便不能适用对该当事人有利的实体法规范并驳回其诉讼主张。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情形,这就是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或者说法官无法形成真或伪的心证。在罗森贝克看来,事实真伪不明可以说是诉讼中的一种宿命。他写道:“鉴于我们的认识手段的不足及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在每一个争讼中均可能发生,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情况。法院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同样如此。因为不管将判决所依据的资料交由当事人提供,还是委托给法院调查,当事人或法院均必须对在诉讼中引用的事实情况的真实性进行认定,并对此负责,认定程序最终会受制于所谓的形式真实或所谓的实体真实的原则-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为争讼基础的事件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均能得到澄清,对于法官的裁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既不能被查明已经发生,也不能被查明尚未发生。”

罗森贝克接着设问:在此情形下法官又将如何为裁决行为呢?他的答案是:由于法官负有裁判义务,即便要件事实真伪不明,他们也不得拒绝裁判,而正是证明责任制度的存在使法官找到了摆脱事实真伪不明困境的办法,即“证明责任规则会给这个问题以回答。尽管事实情况的不确定,它仍会帮助法官对当事人主张的请求权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决,因为证明责任规则指导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判决。证明责任规范的本质和价值就在于,在重要的事实主张的真实性不能被认定的情况下,它告诉法官应当作出判决的内容。也就是说对不确定的事实主张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将承受对其不利的判决。”[2]

这样,罗森贝克便把证明责任制度与诉讼中的真伪不明联系起来,他认为,证明责任制是专门为解决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存在的,如果当事人对事实不存在争议,或者虽然存在争议但经过证明后法官获得了事实真或伪的心证,都不发生证明责任问题,只有当事实的真伪无法确定时,法官才需要请出证明责任,由证明责任告诉他如何下裁判。

经过这番分析后,罗森贝克提出了他著名的证明责任理论:只有当法官对具备法律规范的条件获得积极心证时,他才会适用法律规范,才会确认法律规范的效力已发生,“因此,不仅当法官对不具备此等条件形成心证时,不会适用该法律规范,而且当法官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存疑时,也不会适用此等法律规范。这种不确定的不利后果由要赢得诉讼必须要求适用该有疑问的法律规范的当事人承担。因此,我们得出证明责任的原则:不适用特定规范其诉讼请求就不可能得到支持的当事人,承担法律规范要素在实际发生的事件中被实现的证明责任,……他之所以承担证明责任,是因为,如果该要素的存在未予澄清,就不适用对其有利的规范,该事实上的不确定性成为他的负担。”

将此理论运用于侵权诉讼中的情形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侵害其身体健康而造成的损失。在诉讼中拟适用的法规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故意或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对他人负有赔偿由此而发生的损害的义务。”根据这一法规,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须具备四个要件:A、损害的发生;B、加害行为;C、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D、加害人有故意或过失。因此,原告在诉讼中应主张或证明与这四个要件相对应的具体事实并加以证明。如果与第823条第1款规定的四个要件相对应的具体事实全部被证明存在的话,法官就适用该法规判决原告胜诉,而只要其中一个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法官就不能适用该法规作为原告请求依据的规范,就只能驳回原告的请求。

显然,尽管罗森贝克并未否认主观证明责任概念存在的必要性,但在他看来,证明责任主要是指客观的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的概念可以从法官和当事人两个角度来解释。就法官而言,由于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不能适用一方当事人要求适用的对其有利的实体法规范,因而判决结果对其不利。从当事人方面说,他要想获得有利的判决结果,就需要使有利于他的法律规范的要件事实获得证明,但不幸的是,尽管他努力证明了,但最终未能打破事实真伪不明状态,因而不得不因此而承受法院的不利判决。将此种意义上的责任称为客观的证明责任,实际上是要强调,这一责任并非是要求当事人实施某种行为的责任,甚至同当事人的举证活动无必然关联,它完全是事实真伪不明情形下法官适用法律的结果,只要事实真伪不明,当事人一方在客观上就必须承担因不适用法律而带来的不利裁判结果。由于罗森贝克是从不适用法律的角度说明客观的证明责任的,所以德国学者将其理论称为“不适用规范说”。

二、拟制说对不适用规范说的批判

罗森贝克提出的证明责任理论,曾长期被德国学术界奉为圭杲,学者们对之深信不疑。但自1966年莱波尔特(Leipold)发表《证明责任规范以及法律上推定》一文提出质疑后,穆兹拉克(Musielak)、普维庭等德国诉讼法学者纷纷撰文批评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理论。

批评者认为,罗森贝克关于事实真伪不明时不适用规范说并不正确,在处置真伪不明情形时,法官实际上仍然是适用了法律,只不过是通过证明责任这一装置,克服了真伪不明,然后再适用相关的实体法作出裁判。由于批评者都认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需要通过证明责任规范将其拟制为“真”或“伪”,进而适用实体法规作出裁判,笔者将他们的理论称为“拟制说”。

为了指出“不适用规范说”理论上的缺陷,批评者对实体法规范的性质和法官运用推理适用法律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实体法规范具有双重功能,既是调整当事人民事活动的行为规范,又是法官处理民事诉讼的裁判规范。但实体法主要是用来规范诉讼外人们之间的民事关系的,作为裁判规范毕竟是第二位的。行为规范并不涉及事实的可证明性问题,因此立法者在制定民事实体法时,只考虑了两种确定性情形,某一要件事实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并未考虑事实存否不明这第三种情形。因而从实体法来说,只须规定当某一要件存在时,法律效果便发生,或者某一要件不存在时,法律效果便不发生。

法官在解决争议时,无论是要件事实的存在获得证明,还是要件事实的不存在得到了证明,都可以通过逻辑上的推理来适用或不适用相应的法律规范,但如果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的逻辑推理就会遇到障碍,因为“只有在确定的事实基础上才能进行逻辑推理。确定的事实可以是法律要件事实的肯定存在或不存在,而绝对不能是真伪不明的事实。”[4]逻辑推理若因遇到障碍而中止,并不能解决事实真伪不明问题。为了消除这一障碍,使法官适用法律的逻辑推理活动能够继续进行,在这紧要关头需要推出证明责任规范,由证明责任规范对真伪不明的要件事实进行拟制,将其拟制为存在或不存在,进而适用或者不适用法律作出裁判。

通过以上分析,批评者得出结论,在事实真伪不明时,要件事实和实体法规范之间还存在着断层和缺口,法官此际还无法决定适用或不适用实体法,需要通过证明责任这座桥梁才能实现两者的对接。因此,证明责任规范不同于拟将适用的实体法规范,它独立于实体法规范而存在,是用来克服真伪不明的辅助性规范。

在批判罗森贝克不适用规范说上,莱波尔特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不应从法不适用的角度来说明客观的证明责任,而应当把证明责任看作是专门用来通过拟制克服真伪不明的特殊规范。但是,对这一特殊规范的性质和功能,批评者之间的认识并不一致。

莱波尔特认为,“他的规范要完成两个不同的任务,既要从方法上克服真伪不明,同时又要对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进行分配。”[5]因此,在莱波尔特看来,证明责任规范具有双重功能,它一方面通过拟制克服真伪不明,另一方面通过将真伪不明的要件事实拟制为存在或者不存在来对证明责任作出分配。穆兹拉克认为,证明责任规范只是一条消极性的基本规则,它将真伪不明的争议事实消极地拟制为不存在,并使法官在要件事实被拟制为不存在的情况下拒绝适用特定的实体法规范。因此,证明责任规范只具有克服真伪不明的功能,而不具有分配证明责任的功能。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亦即不适用规范引起的不利后果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仍然要由实体法来决定。[6]这表明,穆兹拉克严格区分证明责任规范从方法上克服真伪不明和作为证明责任实质内容的不利益的分配。普维庭亦把克服真伪不明和对真伪不明产生的不利益进行分配分开来处理,他主张,在第一阶段,法官首先应当设法克服真伪不明,证明责任规范的拟制功能使克服真伪不明成为可能,但在这一阶段证明责任并不回答究竟将要件事实拟制为“真”还是拟制为“伪”的问题,因此,证明责任规范只是一个纯粹的操作规则。在第二阶段,才需要对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进行分配,而如何分配,则要由实体法来决定,如果实体法把证明责任分配给主张权利一方,便将真伪不明拟制为不存在,而如果把证明责任分配给否认权利的一方,则将真伪不明拟制为存在。也就是说,将真伪不明的要件事实拟制为“真”或“伪”都是可能的,究竟作何拟制,要看实体法把证明责任分配给哪一方当事人而定。普维庭进而认为,证明责任规范不是完整的法律规范,也不能够单独适用,它必须和实体法中的请求权规范结合在一起使用,作为实体法规范的一个辅助规范或补充规范。但是,正是由于这一操作规范的存在,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情形下适用法律才成为可能。普维庭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穆兹拉克相似,不同之处仅在于穆兹拉克认为证明责任仅是一条消极性规范,事实真伪不明时原则上只能将其拟制为“伪”,而普维庭的操作规范是中性的,不涉及拟制为“真”或“伪”的问题。

批评者还从罗森贝克关于权利根据规范与权利妨碍规范的区分,关于存在法律上事实推定时法律的适用等方面进一步分析了“不适用规范说”的理论缺陷。

三、为不适用规范说辩解

实际上,罗森贝克并不否认证明责任规范的独立性,他在《证明费任论》一书中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证明责任规范是对每一部法律和法律规范的必要补充,这些法律和法律规范被为审判之法官适用于具体的诉案中。因为,法官有可能对在现实事件中的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否实现存有疑问,在此种情况下有必要指导法官,如何作出判决。”[7]所以,批评者与罗森贝克的分歧并不在于证明责任规范是否具有独立性,不在于证明责任规范是否是实体法规范的辅助性规范,而在于事实真伪不明时,证明责任规范指示法官不适用实体法规范呢,还是先由证明责任规范进行拟制,将真伪不明的事实拟制为“真”或“伪”后,再根据实体法规范作出裁判。